如何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培养他们的创造力，
并发现下一代创新型人才？
聆听院士、校长和产业界精英的思考。
我们今天聚焦的圆桌话题就是“创新型人才的诞生”。其实，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谁不想去培养创新型的人才？但在培养过程中，我们既面临着很多机遇，也面临着很多挑战。比方说，很多人觉得创新型的人才能够完成从0到1的突破，那一定是靠天赋。所以，我很想问问大家：各位觉得创新型人才到底是选拔出来的，还是培养出来的？
邓子新：我想，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吧。所谓“千锤百炼成钢”，这是培养的过程；而“大浪淘沙见金”，则是选拔的过程。所以，让学生们走进校门，不光是接受知识的熏陶，更要引导他们，甚至是以包容的方式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这种培养可能从学校就要开始，因为创新的意识和热情对学生来说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因材施教，将这种理念渗透到教材和教学的各个环节，为人才的选拔奠定良好的“土壤”环境，这是基础。
进入人才选拔的环节，选拔标准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如果标准偏颇或片面，就会造成人才的埋没。
周建华：我觉得这两个都重要。当学生从高中升大学时，我们往往会大大方方地提到“选拔”。但在基础教育阶段，包括小学、初中和高中，我们通常会谨慎地提到“选拔”，我们更愿意用的词是“发现”。
那我们该怎么去发现？那实际上需要许多平台，比如课程平台、学习平台、走进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平台，以及走进农村、工厂、社会的平台。让学生多尝试，在尝试过程中，几个孩子一块做同样的事，马上就能看出来谁擅长、谁不擅长，他们的先天禀赋就显现出来了。现在世界上有一个大家都比较认同的“三环理论”。哪三环呢？第一环是中等以上的禀赋；第二环是比较早地发现他的兴趣；第三环是在这个领域长期坚持。这三者的交集就容易产生大师。
所以，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要遵照这样的规律去培养。这也就回到了您刚才提到的问题：到底是选拔还是培养？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创新型人才到底是自然冒出来的，还是被培养出来的？这跟你的问题差不多。我觉得这两者都是。
为什么呢？假如我们的整个外部环境没有阳光、空气、土壤，没有任何条件，他们能冒出来吗？所以，刚才邓院士提到的规律很重要。我们在培养的时候，要因材施教，把握规律。当我们领悟了规律，就能更好地创造阳光、空气和土壤，这样就有利于大批创新型人才的涌现。
创新型人才要如何发现？
何卿：太棒了！各位刚刚讲到选拔和培养都很重要，那我们首先聚焦一下选拔吧。我们知道，现在咱们国家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选拔创新型人才的途径和方法。比方说，我们熟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少年班，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还有清华大学丘成桐先生的求真书院，可能从十二三岁就开始关注有数学禀赋的孩子；包括还有姚期智院士的姚班。那各位觉得，目前咱们国家的这些选拔方式是不是已经足够了呢？
邓子新：我感觉，目前创新型人才的选拔体系中还有很多方面跟不上发展的需求。举个例子，有些人在发展生涯中可能有过很多次专业转换，比如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涉及很多不同的领域。但是，在评价这类人才时，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他们不专注，认为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东一枪西一炮”的。但是这种评价方式没有很好地衡量他们这种转换可能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潜质，甚至可能正是这种特点使他们产生了科技赋能的作用。
还有，我们提倡合作，但在对合作成果的评价上，包括论文的共有或共通讯作者排名，经常要分出个子丑寅卯，甚至还要乘上一个什么系数。然而，在当今这个时代，没有这种合作可能就没有成果，这些成果本身就是合作的结晶，如果过于纠结排名，这类创新就会变成空谈。这种过度依赖论文的简单化选拔方式会让科创协作受损。轻则，有的专家为排名闹得脸红脖子粗；重则，可能导致团队分崩离析。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也有发生。
这正是我们现在评估和选拔体系里存在的一些弊端，这样的评价体系没有真正起到促进科技创新和团结合作的作用。
周建华：我们现在谈到选拔和人才，往往更多地关注科技方面的人才。但是，我们国家要建设科技强国、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实际上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那就需要制定方方面面的标准。
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更要真实地去发现人才。比如北京市批了我们一个拔尖创新型人才早期培养班，我们在幼儿园选小朋友读小学。我当时问所有小朋友：“你们能数到多少？”有的小朋友说“我能数到100”，有的说“我能数到200”，有个小朋友说“我能数到3000”，数到3000很厉害了，对吧？
但有一排10个小朋友中，有一个小朋友始终不吭声。我后来悄悄过去问他：“你能数到几？”他说：“我能数到10。”他只能数到10。然后，我就出了一个问题，我说“5121”，那10个小朋友都傻了。我说“5122”，我说了第二个数。但是我说了第三个数“5123”时，只能数到10的那个小孩就跟上来了，说“5124”。然后我说“你往下说”，“5125”……后来我说到万，比如“74321”“74322”，他后面又跟上来了。
这个小孩为什么只能数到10？因为他父母是工薪阶层，从来没给他报过任何班，没教过他。但我刚才考的这个能力，邓院士一听就知道，是我们科学思维方法里的类比能力，就是由这一类推到另一类。他原来没有这个情境，冒不出来，但我创造了一个情境，他冒出来了。
后来我们追踪这个小孩，在整个年级他都是前三的。所以我说，基础教育中发现人才非常重要。
何卿：太棒了！这个孩子现在多大了？
周建华：现在他已经上高中了，也表现得非常棒。
何卿：真的是要谢谢周校长，当初提出的这个问题太有价值了！我们再来问问张老师，从您自己一路的成长和求学经历来看，您觉得咱们国家目前的选拔方式足够多元吗？包括您现在研究的领域，您觉得未来人工智能是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选拔人才呢？
张俊林：刚才邓院士和周校长高屋建瓴的观点，我都特别赞同。接下来，我就从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讲讲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我本科就读于天津大学，然后在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直接攻读博士。应该说，我是传统教育体系的受益者。但是，如果我们从创新的角度来看，我也觉得我们传统的应试教育体系考察的内容比较单一。它可能主要考察个人的竞赛能力或考试能力，这确实比较局限。
关于您说的第二个问题，人工智能能不能帮助我们筛选出富有创新性的人才，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以大模型为例，它已经在各行各业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
举个简单例子，大模型的训练过程可以类比为“师傅带徒弟”。有一个大模型作为评判者（师傅），另一个大模型作为学习者（徒弟）。通过这种方式，师傅模型能够指导徒弟模型学习新的技能，并对它的答案进行打分，指出哪些维度做得好，哪些维度需要改进。
从这个角度看，大模型在评判和筛选方面已经非常成熟。如果想把它应用到创新型人才的筛选上，我觉得核心在于我们如何定义“创新”，而且这个定义应该是多维度的。如果定义清晰，大模型对于我们筛选创新型人才肯定会有帮助。
举个例子，我们可以开发一个考察性的APP，由大模型在背后做支撑，或者建立一套在线考察体系。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个系统进行自我评测，了解自己在哪方面比较擅长，将来适合往哪个方向发展。我认为大模型在这方面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怎样培养提问的能力？
何卿：我们刚刚聚焦了选拔，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培养。现在很多人都在批评，说学校和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更多地注重解题能力，甚至网上还有“小镇做题家”这样的说法，形容那些通过不断刷题来改变命运的学生。但我们都知道，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提出一个好问题非常重要。那么，这种提问能力是可以培养的吗？我们到底应该怎么从学生时代开始，就激发他们对科学、对世界的好奇心呢？
邓子新：实际上，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不是顾此失彼的。在科技体系里，提出问题的能力体现你的思考深度，而问题本身的高质量则反映个性化的观察力和想象力。而观察力和想象力正是创新性系统解决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是说，解决问题的高质量通常建立在提出过、解决过系统的甚至复杂问题的经验之上。
当然，这和教学体系中的答题和解决问题有所不同，包括提出问题的方式也不同。如果教学体系过度强调解题，经常会受到批评，过分强调了知识的灌输和获取，而忽视了启发和鼓励学生提问，激发学生的好奇心，让他们不要成为知识的奴隶，而是敢于丰富和发展新的知识。
所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在科技创新过程中都很重要，缺一不可。
周建华：我觉得您提到的“提出问题”切中了我们现在教育的一个要害。为什么我们的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比较弱呢？我给你举几个例子。
比如，小学生第一天上学回家，有两个妈妈的问法不同。一个妈妈问孩子：“你今天在学校有没有听话？有没有跟老师捣蛋？”这是一种问法。另一个妈妈问：“你第一天上学有没有向老师提问题？有没有把老师问住？”你想一想，我们中国的大多数家长是哪一种？
何卿：那一定是前者。
周建华：对吧？这是一个小学阶段的“听话教育”。到了中学，我们更多地是在做题。从老师的角度来看，他们擅长讲的是自己知道答案的问题，特别是看了答案再去讲解。在我的教学经历里，比如我教高中数学，尤其是高三复习的时候，我会跟学生一块做试卷，因为我也会认真在不知道答案的时候想一遍。学生做两个小时，我基本上一个半小时就能做完。
从做老师到做校长，我一直跟老师们讲，提出问题是有技巧的，叫“举一反三”。我问老师们，“举一反三”这个成语我们一生已经看了千百遍，但“哪三”呢？无论是数学、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提问题可以从三个方向入手：
第一个是由此及彼的横向延展，横向提问题；
第二个是由浅入深的纵向挖掘，纵向变深，由一个到两个，由两个到n个；
第三个是由正而反的逆向探求，比如正面成立的，反面的是不是也成立？正面不成立的，反过来是不是也不成立？
所以，这种提问能力是可以培养的。而且这种培养需要家长、学校、老师和社会一块来努力，包容学生敢提问题的这种创新意识。
张俊林：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每个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我想在现在这个大模型时代，完全可以用大模型来教会学生主动提问题。周老师刚才提到的“苏格拉底式教学”让我想起一个很好的例子。苏格拉底式教学就是老师不断地提问，学生回答，但学生也可以反过来提问。通过这种方式通过不断地追问问题，直到探到问题的本源。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用大模型来模拟苏格拉底。每个学生可以针对某个问题向大模型提问，大模型会回答，学生再继续提问，直到问题被彻底探究清楚。通过这个过程，学生可以看到哪些问题是好问题，哪些问题能够真正推动思考。
我认为这种方式对于启发学生怎么提出好问题，应该是一个很有帮助的方向或者手段。
用人工智能推进教育
何卿：大模型本身会给我们一个示范，展示我们在刨根问底的过程中，是怎样沿着一条路径和脉络抵达真理的。既然说到人工智能，那肯定是我们今天绕不开的话题。因为我们看到，它其实是未来的方向，而且是很明确的方向。比如202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都颁给了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面对这一个扑面而来的未来方向，我们该怎样让我们的教育、让我们的孩子去适应这个变化呢？
邓子新：2024年的物理学奖和化学奖都授予了和人工智能相关的研究，有人可能觉得意外，但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意料之中的。就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样，在知识和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产生了新的颠覆。它不仅推动了人类认知速度的发展，也推动了产业的变革，所以获得诺贝尔奖也是实至名归。
现在有了人工智能，是不是我们人类就可以疏于勤奋、免于奔波、高枕无忧，甚至不思进取了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相反，科技创新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大国竞争也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要求我们结合不同学龄阶段的特点和认知水平，整理和分享优质的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教学经验与教学资源。同时，我们还需要开发适当的人工智能课程，并与其他传统学科融合，形成跨学科的教学模式或范式。这是人工智能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任务。
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对人工智能产生严重依赖。如果什么事情都靠人工智能，盲目相信它，就可能出现偏差。诸如大家都知道，它可能会产生千篇一律或不伦不类的结果。科技在不断发展，人类也在不断进步。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我们要推动一轮又一轮的创新与进步，而不是让人工智能束缚我们的手脚。
周建华：对老师来说，原来一直讨论的问题是：有了人工智能，老师是不是可以全部下岗了？但是我可以说，在基础教育阶段，人工智能是替代不了老师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基础教育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的社会化过程，包括人的情绪和情感成长，这些都是通过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才能实现的，而人机互动是无法完全解决这些问题的。
但是，我又跟老师们讲，一个从来不用人工智能的老师，很快就会被善于用人工智能的老师替代。为什么？我举个简单例子。比如我们在人工智能的尝试中，用到了一个新型的作业笔。这个笔上带有一个探头，可以记录学生整个做作业的过程，并且可以倒放。比如我们看到这个学生，15秒就做了20道选择题。这意味着什么？15秒，嚓嚓嚓嚓，选择题答案就写下来了。
何卿：15秒做完20道题，这确实有点不可思议吧？
周建华：抄的，否则怎么可能呢？更重要的是，比如，有学生在做题时被一道题目卡住了，半天不动笔。这时候，老师就能准确地抓取学生的思维受阻点。这就像科学研究中获知我们在哪个环节遭遇困难一样。假如一个学生这样，两个学生这样，甚至八九个学生都这样，那这就成了一个群体问题。群体问题怎么解决？个体问题又怎么解决？这很重要。
所以我跟老师们讲，将来老师的标配是什么？就是一个老师身边有多个AI助手。这些AI助手可以帮助老师教学、批改作业，还能推送各种学生的数据。这样，我就能精准地找到学生的问题所在。比如，我找一个学生谈话，说：“你这道题卡在这了，你跟我说说你当时是怎么想的。”这样能够帮助学生精准地判断问题所在。
所以，我期待AI能在最关键的支点上帮助个性化教学，撬动学生的思维，这对个人的发展和整体质量的提升都很重要。
张俊林：您刚才提到，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都颁给了人工智能相关研究。但其实应该说，2024年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是颁给了创造人工智能的人。我认为是这样子的。
大家其实也有个畅想，觉得也许再过几年甚至几十年，将来诺贝尔奖可能会颁给谁呢？会不会颁给人工智能自身？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可能会创造出新的理论，推动人类知识的边界，做出重大的创新。所以，我的感觉是，人工智能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这肯定是大势所趋。
比如，有的小朋友很喜欢画画。就像周老师刚才讲的，现在的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做到：你把故事的概要说一下，它就能帮你创造出一个连环画，甚至是小电影。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对于触发或增长每个学生个人的兴趣，包括怎么找出他的兴趣点，以及他怎么和机器协作创作，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他可以增加更多自己的创意，让机器帮他完成具体的绘画动作，从而产生一个甚至很伟大的创作作品。
也许我们将来有一天会发现，中学生也能创造出伟大的艺术作品。我认为这都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人才的成长之路
何卿：我们现在经常在谈怎样培养创新型的人才，甚至在初中、高中阶段，我们就要非常注重培养未来的科学家。接下来这个问题想问问邓院士，从您自身的成长和求学经历，您觉得如果要培养未来的科学家和真正的创新型人才，哪些能力在学生时代就非常重要，需要早早开始重视的？
邓子新：从我的经历谈起吧。我出生在一个比较贫困的小山村，当时那里条件很艰苦，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那时候，我连找到一份工作都很难。我拿起笔写作，当农民通讯员，是希望能被伯乐发现，给我一个工作机会，可以说是举步维艰，经历了从无望到绝望的历程，但也练就了我执着和坚韧的性格。
这种性格在我后来上了大学、出国深造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成为了一名科学家。在老乡眼里，我成了山里娃的一个小小传奇，成了大家的骄傲，我自己也感到非常自豪。
从我个人的心理角度来讲，我经常用四句话来勉励自己和他人：逆境催人奋进，执著精彩人生，激情成就梦想，人文陶冶青春。这四句话代表了我的人生信条。
在我的科学生涯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勇敢面对逆境和挫折，能够改变自己、成就自己。现在我们经常能在高校里看到很多学生，一遇到失败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实验不想做，课题也不想做，甚至想退学。如果没有执着和韧性，基本上是成不了一名合格科学家。
我有时候会想，在我成长的那个农村，虽然很贫穷，很不幸运。但我也很幸运，正是那个环境磨炼出了我很多作为科学家必需的秉性。
何卿：我们每个人都要具备一种从逆境中勇敢走出来的能力。哪怕你是一个气球，被现实踩扁了，也要慢慢地让自己重新充盈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非常感谢您愿意跟我们分享。
现在，我们经常听到很多90后、00后抱怨，说学校里学的东西没用，学校里教的是一回事，到了工作上完全是另一回事，两者好像不搭界。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要问问张老师，您在中国科学院读博士的经历，对您后来走上科技型企业这条路，真的管用吗？然后，我们还特别好奇，作为领导，您有没有观察过，你们欢迎什么样的学生加入企业？
张俊林：我一直认为，我在中国科学院软件所接受的博士训练过程，对我是受益终身的，到现在也是一样。
我认为在学校里，我们不仅要学知识，还要学方法。如果仅仅局限于学知识，那就不够了。因为知识老是在更新，新的知识不断涌现。如果你指望靠现在学的知识去打拼10年，这完全不现实。
但我觉得读博最大的收获是，读博的过程中，你需要找到你的问题，也就是开题报告。你得想清楚我要开什么题，这实际上是在找问题。找到问题之后，你还得借鉴科学的流程，看看别人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别人的长处我怎么借鉴？他的短处我怎么克服？在此基础上，提出我的解决办法。起码在某个小点上，博士的研究应该把人类知识往前推了一小步，哪怕这个步子不大。
我觉得整个科学训练的过程对我来说是受益终身的。不仅在企业，在生活中，在各种场景，其实都面临类似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怎么发现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别人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他们的优点有哪些我可以吸取？哪些缺点我应该克服？我应该怎么创新性地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整个思维链路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训练过程让我受益非常非常深。
当然，我们企业其实还是要考虑投入产出这个问题的。所以，我认为在企业里做技术的人，肯定要兼具以下三种素质：
第一，要有科学家的创新思维，这有助于创新性地解决问题。但仅有此肯定是不够的。
第二，我们要有工程师的实干精神。比如，我也许提出一个特别好的先进算法，但是如果我要把这个服务部署给成亿用户，而这个算法运行特别慢，对我来说那基本上是不可接受的。用户不能接受服务特别慢，而慢又意味着付出的硬件成本高，需要用大量的硬件去给用户提供服务，这样我的投入产出比就不成立了。用户越多，我反而越亏钱。那么，你怎么优化算法的速度，让它跑得更快一点，让模型更小一点，用更小的资源给更多的用户提供满意的服务？这其实体现的是工程师的精神，我认为在企业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第三，我认为在公司里，团队之间的交流会比较多，比如研发、产品、运营要一起合作去做一个好的产品。所以对团队合作的精神和沟通能力其实是有要求的。
所以，如果有人能同时涵盖这三种能力，那一定是非常优秀的的研发人员。但我觉得这要求有点高。其实团队也是大家一起搭配干活的，要发挥各自所长，所以如果你能在其中一点上做得比较突出，我认为也是很好的。
何卿：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想请教一下周校长。您现在是人大附中联合总校的常务副校长，也当过人大附中的书记，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您之前还是一位乡镇学校的老师。那您这一路是如何走来的？
周建华：我是1985年大学毕业的。那会有分配制度，我被分配到一个乡镇中学，我在那里待了10年。这10年中，正好赶上江苏省全省的青年高中数学教师优质课评选，我在学校、学区、全县、盐城市都获得了第一名，最终在江苏省也是名列前茅。这10年的乡村教学经历，锻炼了我的基本功，特别是课堂教学能力。
1995年，苏州新区面向全国招聘老师，我的老师推荐我去考，我顺利通过后来到了苏州。在苏州，我做了大量的教育科学研究，那会儿我也学了计算机，接触到了网络，比较早地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
后来，我了解到人大附中在教育创新方面非常厉害，2001年我来到了人大附中，到现在已经24年了。人大附中创造了几十项世界第一。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人大附中毕业的三个孩子创办了一家公司，已经在创业板上市了，现在他们大概30岁左右。
我们后来把这三个人的团队请回学校，给老师们做报告，分享他们是怎么培养创新人才的。公司的CEO是当年在人大附中经历了各种创新比赛的学生，他从来没参加过任何考试，小升初、初升高、高中毕业去清华都是保送的。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一定要给老师们讲讲，作为CEO，你主要干什么？”他说三件事：找人、找钱、找方向。最难的是什么？找方向。这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提问题。你有了好方向，找人、找钱都很容易，对吧？
公司的CTO是人大附中当年的学霸，是一个女孩，高考以高分考进清华电子系。她在这个公司里担任首席技术官，专门解决技术难题，这正是张老师刚才讲的用人所长。
还有一个孩子叫“小调皮”，是北邮毕业的。什么叫“小调皮”呢？他在学校没有犯过什么大错误，但小错误几乎天天有，老师天天要找他谈话。他在公司里负责政府公共关系，他说：“我要感谢老师们当年对我的培养。我跟人家谈一件事，一次谈成，我会觉得没有成就感。所以我感谢学校培养了我，让我屡败屡战，屡战屡胜。”
从这三个孩子身上，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孩子们受过什么样的教育，或者说在教育过程中他经历了什么，对他的人生一定会形成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种让每个人的人生都精彩的教育，为他们奠基。
何卿：您这一路走来，见证过太多孩子的成长了。那我们更好奇的是，您刚刚给我们讲了那么多好的经验，您觉得这些经验有在全国推广的可能吗？
周建华：在人大附中的20多年，我跟随刘彭芝校长做了许多教育创新。当年我作为人大附中书记、副校长介绍人大附中时，大家一般会有两个“叹”：一个是赞叹人大附中办得真不错，第二个则是叹息“我们学不了”，觉得很难学。
那人大附中到底能不能学？2017年，北京航天城要办一个学校，委托人大附中来办。所以我当时兼任了这个学校的筹备组组长，后来又担任了这个学校的校长，也就是我创办的这所学校。现在这所学校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优质学校。我们第三年中考在海淀已经名列前茅了，航天人也非常满意。
所以，我一路走来，无论在人大附中还是我新创办的这所学校，我的教育理念一直是“教育解放心灵”。我特别喜欢央视原来有一句话：“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何卿：最后这个问题，我们留给邓院士。您从乡村走出来，成为了一位大院士，这一路一定遇到过许多好老师。而如今，您自己也是一位好老师，带了很多学生。所以，能不能请您最后回顾一下，从老师和学生这两个身份来看，这一路走来，有哪些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
邓子新：回忆起来，我这一生确确实实得到了太多老师的帮助，他们可以说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的贵人。上小学的时候，家庭比较贫寒，每周都要上山砍柴供灶门，所以需要请假误课。班主任老师总是帮我衡量，什么样的课可以请假，什么样的课最好不要请假。老师还特许我每个星期去砍一天柴，尽量减少对整体功课的影响。
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老师，和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相遇。我比较早回国，那时候别人都蜂拥出国，但我选择回来，希望能够在国内建立一个专注科学研究的实验室。很多学生跟我在实验室相遇，这既是机缘，也是缘分。我和他们是教学相长的。
现在，我的很多学生已经获得了一些国际和国内的大奖，也成为了我从一个学生变成老师的自豪和骄傲。我相信下一代年轻人会把这种科技创新的精神传承下去，取得更多的发展。
何卿：感谢邓院士！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聆听科学家、教育家还有产业界的精英，分享你们对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思考，包括结合自身经历的感悟，我们觉得无比幸福和快乐。
说到老师和学生的话题，我不禁想到100年前，陶行知先生的导师、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先生曾说过：“如果我们再用过去的方式教育现在的学生，那就等于抹杀了他们的未来。”
所以，今天非常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圆桌对话环节，和我们一起进行了一场精彩的脑力激荡。我们希望这场交流能给家长和学校带来新的思路和方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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