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全球合作，推动南方国家农业研究创新系统转型

新时期强化研究和创新全球合作的必要性，可以从调整全球农业粮食系统的复杂性和紧迫性加以理解。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粮食系统过分依赖外部化石能源投入，不仅难于满足人口增长和食物安全供给的需求，而且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和生态环境破坏的主要贡献者。全球农业粮食系统转型要求超越传统的部门、地域和国家边界，重新定义和建构农业生产、加工、分配、消费和治理之间的结构功能关系。为此，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一个以可持续和公平为其核心特征的农业粮食系统转型框架，使其朝向“更为高效、更加包容贫困和边缘化人群、更具环境可持续和韧性”的方向转型。

农业粮食系统可持续和公平转型的实现，离不开或依赖于在全球范围内农业研究和创新系统的转型（以下简称“系统转型“）。这一转型涉及同农业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研发创新资源在跨地域（或国家）、跨层级（地方、国家、区域、全球）范围的重新分配和组织协调，从而促进所有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者和实践者（或利益相关者，包括小农群体）之间的交流互信、相互学习，通过研究创新项目的共同设计和知识的联合生产，有效应对可持续发展实践所面临的多维度、多层次且相互交织的挑战，并提供创新思路、试验示范、合作平台、对策建议。

服务于全球农业粮食系统转型的农业研究创新系统转型并非全新的概念，但既有研究和文献多基于全球北方国家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对全球南方国家如何通过系统转型应对贫困、饥饿、气候变化等挑战问题则较少关注，更是忽略了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南方大国崛起的因素，以及这些国家系统转型实践对其它南方国家科研创新能力提升、系统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有鉴于此，我们在《粮食政策》（Food Policy）英文期刊上发表文章，提出“全球农业研究创新合作”（Global Agricultural R&I Cooperation，简称“全球合作”）的概念，以揭示全球南方、北方农业科技大国之间合作性质的变化及其对全球南方的农业科研创新体系转型的影响。

我们从三个方面解释了研究全球合作问题的必要性。

首先是中国、印度、巴西等南方大国的公共部门农业研发投入占全球投入总和的比重已超过北方发达国家，且差距呈继续扩大趋势，从而为破解南方极度贫困国家科研投入长期停滞、缺乏科研创新能力这一难题，提供了相关的资源基础和必要条件（如人才、投资、技术等）。

其次，南方大国所积累的本土知识、适用技术及其创新项目管理经验，可能比北方国家的经验更加适合其它南方国家的发展需求，易于为当地小农群体所接受。

第三，依托南方大国的科技创新资源，联合国粮农组织牵头、相关国家政府参与所搭建的南南合作平台已初具规模，在适用技术转移、研究创新人才联合培养、促进当地资源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正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关于这些平台如何同南方国家研究创新系统转型相衔接、如何同北方国家的发展援助与南方国家农业研究发展体系对接等重大问题，学术研究乏善可陈。

我们的研究试图回答“全球合作是如何影响南方国家农业研究创新系统转型的”这一问题。具体说来，我们关注两个研究问题：一是来自南北双方的主要参与者，包括研究者和实践者（或利益相关者）是如何理解、践行和看待他们自己及他们的同行在全球合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二是他们可以通过何种途径来分享研究创新资源和机遇，以实现合作研究和社会影响双重目标？

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在系统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本地–全球联结（LGN）的分析框架（见表1），以揭示研究者和实践者之间知识的联合生产过程及其跨层级、跨地域的社会影响路径。具体说来，它通过知识生产方式和跨层级合作过程两个维度，从问题导向、方法论基础、知识创新主体、创新合作产出四个方面概括了区分可持续发展研究创新领域不同学派思想、政策主张。 

表1 全球农业研究创新合作的本地–全球联结(LGN)分析框架

我们通过英中两国近十年来在农业研究创新领域合作的案例研究来说明LGN分析框架在系统转型研究方面的可行性。我们实证研究主要来自对52名英国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研究者、英国研究基金会和企业家代表的深度访谈和集体座谈，中方参与者的观点来自于诺丁汉大学同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撰写发表的《中英农业科研创新合作研究报告》（2023）的相关信息。

我们的研究获得了三个方面的发现。

首先，自2010年以来，英中双边农业研究创新合作成就斐然，体现在双方研究者、研究机构和相关基金管理部门之间多层次网络互信平台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为形成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和培养一大批国际化的农业科研、管理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双边合作的成果和影响从两国农业科研教育部门扩展到其它南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非洲等国家，为这些国家参与未来全球合作、提升科研创新能力、联合设计发展研究项目、建立跨地区合作网络等方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和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其次，与双边合作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相比，利益相关者（包括农村社区）参与双边合作研究的机会及其社会影响要少得多，其背后的制约因素包括双方对实践者参与知识联合生产的必要性及其对合作项目社会影响的评估持不同看法; 双边合作项目规划、设计仍以科学家为主导，通过自上而下的过程实施，对地方挑战性问题和利益相关者参与重视不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土知识传播和更好地分享中国好的实践经验。 

第三，中英双方作为全球两个主要农业研究创新大国，在引领未来全球南北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可持续和公平的农食系统转型等方面，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要求两国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涉农企业、相关政策制订和涉外项目管理部门，大力宣传和推介全球合作的世界观、大局观，探索“一带一路”、南南合作、南北合作（跨越传统意义上的海外发展援助）和三方合作等平行战略或政策体系之间的衔接互补机制，进而发展出强化全球合作的共同愿景，以便更好地分享和利用双方已有的研发和创新资源（包括科学数据、本土知识、创新实践、网络平台），更好地履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和义务。

我们的研究揭示了强化全球南方、北方大国间农业科技创新合作，对于推动南方国家农业研究创新系统转型和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性，为深化全球农食系统转型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扩展全球农业研究创新合作的四条路径，它涉及跨层级（本土-全球）之间“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过程的功能区分与对接条件等问题。这四条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关联的路径是：1）传统的科技研究和人才培养模式，共同应对全球挑战；2）通过共建研究创新合作平台，分享科技资源和创新成果，以适应当地可持续发展挑战对科研创新能力提升的需求; 3）通过多层级利益相关者参与，特别是地方实践者和农村社区组织参与农业科研创新目标、战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实现知识的联合生产和系统转型; 4）通过建立全球合作平台，分享各地系统转型的成功经验，更好地南北双方的科研创新资源（包括南方国家的本土知识和扶贫经验），推动系统转型，实现跨地域和跨层级知识的共同生产和分享，进而扩大和强化全球合作的社会影响。我们通过访谈信息和具体案例，说明了上述路径的存在、必要性及其可行性。

简言之，我们提出的全球合作概念、LGN分析框架及其关键指标，针对全球农业粮食系统可持续和公平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性问题，强调包括小农在内的各利益相关主体参与全球合作和跨层级知识联合生产的必要性，为推动南方国家科研创新系统的转型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参考。

注：点击“阅读原文”可下载论文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