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着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以及话剧《茶馆》等，老舍的名字在中国新文学的文坛上也可以说是不朽了。过去所谓的“鲁郭茅，巴老曹”的说法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不无偏颇，但在现代文坛“盟主”级的鲁迅之后，若从作品的数量及其影响来看，相比于其余几位，老舍还真是不遑多让也。
老舍的小说有浓厚的北京土味，明喻暗譬、生动有趣，这也形成了他文字的明显特点。他20多岁在英国时，教学之余，每天就写着玩玩，写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他写完也没太当回事，把整摞手稿一卷，就平信寄回国内了。后来没几个月，被郑振铎拿去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其通俗而又带鲜活趣味的创作风格，令当时文坛耳目一新。不久老舍又陆续写了《赵子曰》《二马》等，均带些讽刺和滑稽可笑的意味，于是，老舍的“幽默小说”不胫而走。有人曾封他为“笑王”，他写了一则《辞王启》，其中有言：“您封我为‘笑王’，真是不敢当！依中国逻辑，王必有妃，王必有府，王必有八抬大轿。而我无妃无府无大轿，其‘不王’明矣。”这类调侃幽默式的回复，已形成了老舍一种风格。
著名漫画家丁聪先生为《老张的哲学》绘制的插图
我年轻时也曾买过几本老舍的幽默短篇小说，读了哈哈大笑。此后十数年我偶尔又翻出再读，不知是自己年龄过了还是心境变了，之前的那种“笑果”则顷然全无，即便有一些怪诞滑稽的语句，多也觉得生硬直白，不够含蓄有味。当然，老舍自有其伟大之处，他创作了很多幽默小说以及幽默诗歌、曲艺等，其中一些小品短什只能算他的游戏之作，反映了他的一种观阅世情的人生态度。
其实，以“喜剧大师”闻名的老舍，自己的人生却是有着一层浓烈的“悲剧色彩”，不得不叫人唏嘘扼腕。我们中国人非常注重人生的结局，开头曲折、结尾安好，终属美好；少年艰辛、老来享福，就是幸福。但老舍却是幼年穷苦、晚年凄惨，即便途中再怎么美好，他的人生，终究还是一场悲剧。
出生于北京西城一个贫苦旗人家的老舍，两岁不到，身为清兵的父亲就惨死于八国联军之手。童年丧父加之贫困的生活，使老舍的性格孤僻而倔强。他儿时的同学、后成为语言学家的罗常培曾撰文回忆——在北京第一中学当国文教员时，老舍的收入很低，那年冬天他告诉罗，为了给老母亲添置寒衣和米面而把皮袍卖掉了。罗怪他：“何不早说？我还拿得出这几个钱来。何必自身在三九天受冻？”但老舍却坚定地回答：“不！冷风更可吹硬了我的骨头！希望在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你再帮助我！”
还是这位罗常培，后来又帮了老舍一个“大忙”。我们都知道老舍的夫人叫胡絜青，毕业于北师大国文系，还能画画，是齐白石的女弟子。当年罗常培有个朋友正好是胡絜青的哥哥，罗也经常去胡家玩。那时胡絜青二十好几却待字闺中，胡家母亲常唠叨。罗常培想起老舍英国回来恰也是单身一人，于是为了撮合他俩，罗就三天两头专请老舍和胡絜青吃饭，彼此心照不宣地几顿饭吃下来，这好事也就自然成双啦。至于抗战时，老舍孤身一人在重庆，与女作家赵清阁发展了一段恋情，后因胡絜青拖着三个孩子也从北京赶来而告终，那是别话。就如前文所说，只要回归，终究也属圆满。
老舍、胡絜青夫妇与齐白石（中）
尽管是少年艰辛，但凭借自身的刻苦和才情，老舍终于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成功之路。作为文学家的老舍，虽然不以书法名世，但因小时候入过私塾，写字训练有素，后在北京师范学校念书时，又深得校长方还先生的赏识。方还“博学好古，精诗词辞章之学”，是民国初期享有盛名的教育家和书法家，所以，在方校长的影响下，老舍的书法还是颇有一定的功底。
梁实秋住重庆北碚的雅舍时，与老舍离得不远，曾带着十来岁的女儿梁文蔷去拜访过老舍，文蔷并以册页请老舍题字，老舍为她写下了“身体强学问好，才是最好的公民”13个字。字一定不差，敦厚有味。梁文蔷后来定居美国，这本册页一直带在身边。就如今我们看到的一些老舍题字，都写得自然蕴藉、浑朴有味，而且字的线条看似端凝清腴，却柔中有刚，就像他的个性，外面宽容调和，内心则刚正强烈，落不得一丝尘垢。
老舍的大字书法，取自北碑，线条凝练厚实，但用笔却并非一路重按到底，而是起伏开张，略有《石门铭》之气象。而他的尺幅楷书作品，我则觉得楷隶结合、波磔灵动，还带点《爨宝子》《好大王》的古拙，似乎比他的大字更有韵味。
上海图书馆藏有一帧老舍致作家刘白羽的信，用的笺纸印有明代方孝友的官职腰牌纹饰，颇为少见。老舍以稍带行意的小楷书写，几乎一笔不苟，写得非常认真。细赏之，还真是既有情致韵味又不失法度的尺牍佳品。在这封书信里，老舍报告了自己的一些行踪及身体状况，情绪颇显低落。信的末尾未署年月，仅一个“十五”的日期。
老舍致刘白羽书札
然查资料可知，1964年的夏天确有老舍携夫人赴皖南讲学以及5月去密云深入生活一事，是年10月，他还去了北京西郊体验生活并小住数日。12月21日，老舍又参加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有的信息都与信中所述的内容印证，那么毫无疑问，此信应写于1964年，而且极有可能就是“十月十五日”，与“人代大会会前归来”基本相符。
据一些老舍传记所云，1963—1966年，是老舍自走上文坛以来从未有过的创作低迷期。不仅只是身体的因素，更是环境和氛围带来的压力使他“思想不能集中”。这对视文章如命的老舍而言，无疑是痛苦的。以前战时于重庆，他每天都要写一二千字，闲暇时与文友一起也最爱喝酒，故曾有一诗写道：“半老无它诚快事，文章为命酒为魂。深情每祝花长好，浅酌惟知诗至尊。”那时条件艰苦、居所简陋，然无官无职，心情则反而放松。他为自己的居室起名“多鼠斋”，并为报纸副刊开了“多鼠斋杂谈”专栏。
谈到喝酒，老舍说因喝酒，自己交下许多朋友，这就是酒的最可爱处。而且喝了酒说话做事要比平时豪爽真诚一些，容易心心相印，成为莫逆……其实这些都是老舍以自己的真诚而对酒的误解罢了。
抗战胜利后，1946年的春天，老舍与曹禺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1年。期满后，曹禺返国，老舍考虑到国内战乱，无法安心写作，故决定暂且留在美国，以便继续创作他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其间他还创作了另一部重要长篇《鼓书艺人》。然而时间转眼就到了1949年的秋天，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短时间内，国内如郭沫若、夏衍、冯乃超、丁玲、茅盾、周扬、阳翰笙、曹禺、洪深、郑振铎、赵清阁等30多位文化界好友纷纷致函致电身在美国的老舍，敦请他及早返回新生的祖国，与大家共襄文化繁荣大业。
本还想继续逗留美国的老舍，再有多大的“定力”，估计也架不住30多位文化名流的邀请，于是他风尘仆仆、满怀信心地投向新中国的怀抱。回国后，老舍以极大的热忱与真诚进入了自己的创作高潮期，《龙须沟》《茶馆》等经典作品皆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为此，老舍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还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本来是“半老无官诚快事”，没想到真“老了”，官职与荣誉却纷沓而来，一时风光无限、席不暇暖。但造化弄人，正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我们从老舍写于1964年的这封信，可以感受到他的压抑，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运动”来袭，真诚的老舍唯恐自己的思想落后于革命群众，他总是积极地投入创作，紧跟形势地批判他人，即使想不通也要努力让自己想通，尽量以最好状态去适应新形势的发展。然而，当“运动”和批判的厄运真的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他真的想不通了，经历了百般凌辱、承受了万千磨难，1966年的夏日，绝望的老舍决意以一死来找回他久违的尊严，创作了多部经典喜剧的他，最终只能以悲剧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曾经遭老舍严厉批判过的胡风，在得知老舍自杀的消息后也非常吃惊，感慨地叹息道：“像老舍这样的人，居然也没被容下。”
